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出版信息：本书由北京日报出版社于2022年10月出版。作者鲁西奇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其学术著作包括《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等。

本书的研究核心，是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主人——喜。他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生于公元前262年，卒于公元前217年。其生命轨迹与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高度重叠，是秦统一大业的亲历者。喜从一名普通“人”成为国家编户下的“民”，最终在秦国新占领的楚国故地（今湖北云梦地区）担任基层小吏。他的家族在秦汉鼎革之际得以延续，并在汉初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墓中出土的竹简，特别是其私人编年的“编年记”，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其珍贵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样本。

作者依据墓简等有限而珍贵的出土文献，结合传世史料，致力于复原喜作为“人”的生命历程。本书尝试通过喜的视角，去观察他所身处的世界，进而剖析帝国统治机器如何直接作用于每一个被统治者。秦朝通过严密的户籍制度、军功爵制、军事化编排的邻里组织（什伍制度）以及军政合一的行政体系，将每一个“黔首”牢牢固定在国家控制网络的特定节点上。这使得个人必须承担从军服役、交纳赋税、互相监督乃至举报邻里的义务，同时也可能在战场上与同袍结成生死与共的生存共同体。本书旨在揭示这种国家权力与个体日常生活的深刻交织。

在宏大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历史叙事背景下，本书着力呈现的是那些卑微个体的生命面相。作者试图捕捉在总体结构相对稳定、而微观境遇不断流变的历史中，那些不易被察觉的“个体微粒”。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人终生贫贱孤苦，有人生活困顿艰辛，有人奔波劳碌至死，有人始终从事卑贱劳动，有人老迈仍遭驱使鞭笞。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出生、受苦、死亡。本书即是对这些沉默大多数生命痕迹的一种历史追寻。

通过对喜生平的重构，本书具体展现了秦代一名普通男子如何从出生登记开始，逐步被纳入国家体系，并最终成为一名基层吏员的完整过程。喜生于安陆，一出生便进入官府户籍。他成长过程中履行了作为“民”的各项义务，二十岁步入吏途，曾参与军事行动。在家庭角色上，他是儿子、兄长、父亲。墓简中对其女儿出生的记载，透露出其作为普通人的情感瞬间。其家族在汉代的延续，也折射出基层社会在王朝更替中的某种韧性。

本书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喜一人，而是借此切入对秦代社会生活的多维度考察。内容涉及城市与住宅的规模，时人的身高、容貌、服饰、发式与命名习俗，以及生老病死的各个层面。书中探讨了婚丧嫁娶与生育的宜忌规范，描绘了包括生死相守、家庭暴力、休妻、婚外情在内的复杂家庭关系；揭示了因生计所迫而“杀子”的社会现象，以及父亲控告儿子不孝致其流放的司法案例。个体的死亡方式多样：病故、罪戮、战死、饿毙、被盗贼杀害、冻馁而亡乃至自杀。这些细节共同拼凑出一幅秦人日常生活的全景图。

在社会结构分析层面，本书勾勒出秦代地方社会的基本构成。吏卒（基层公务人员）、黔首（平民）和徒隶（刑徒与官私奴婢）构成了人口主体，他们都是被统治的对象。以洞庭郡迁陵县为例，可统计人口中，作为国家控制工具的吏卒等管理力量占比近40%，而处于最底层的徒隶比例超过10%，这凸显了国家统治力量的强大渗透。此外，“秦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与法律身份，存在新旧秦人之分以及秦人与原六国臣民的区别，秦律对后者尤其是反秦者实行严厉管控。

本书深刻剖析了秦政权编织的、施加于每个个体之上的权力之网。这套网络兼具形与无形：连坐制度使罪责延及家人与邻里；婚姻关系的解除（休妻）必须向官府登记备案，否则夫妻双方均受处罚；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无通行凭证而长期游荡或试图脱离国家控制者，将被剥夺“臣民”身份并严惩；逃避兵役徭役、拖欠赋税，当事人及经办官吏均需论罪；甚至罹患“疬病”（麻风病）也被视同犯罪，患者被强制隔离，重症者可能被处死（坑杀或溺毙）。

最后，本书系统考察了秦帝国郡县乡里行政体系的实际运作，刻画了庞大国家机器在基层的生动样貌。一县之政由令或丞总揽，其下设有守丞及各类曹署，分管行政、考课、户籍田亩、财政、工程、仓储等具体事务。尉官系统独立负责军事与治安，狱官系统则专司司法刑狱。县以下的乡、里层级，设有乡啬夫、里正等职。这些基层官吏共同构成了国家统治的末端“爪牙”，其核心职能在于有效控制民力与资源，并将其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中央。中央政权亦为此颁布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律令条文，以确保对黔首与徒隶的绝对掌控。

本书融合了微观史与社会史的研究路径，通过聚焦一个具体人物及其社会网络，将宏观的制度结构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相连接，为理解秦帝国的统治本质与社会实态提供了新颖而深刻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