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同理心

作者： 保罗‧布伦 (Paul Bloom)
译者： 陈岳辰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 2017年

同理心，即设身处地感受他人情绪与处境的能力，普遍被视为驱动善行与社会道德的基石。人们通常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同理心的匮乏。然而，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伦在其著作《失控的同理心》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同理心并非全然是道德的可靠指引，它也可能导致偏见、短视甚至残酷的行为，从而在个人决策与公共政策层面引发一系列非理性的后果。

布伦教授援引了大量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与神经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系统性地剖析了同理心在道德判断中的复杂角色。他指出，同理心本质上是一种聚焦于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情感反应，这种聚焦特性使其具有内在的局限性。

首先，同理心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与偏见。 它并非均匀地施与所有人，而是更容易被触发于那些与我们相似、亲近，或拥有具体形象与故事的“可辨识受害者”。这种现象被称为“可辨识受害者效应”。例如，媒体对某个具名失踪少女的持续报道，所能激发的公众捐助意愿，可能远超过对一场导致更大规模伤亡但缺乏具体面孔的遥远灾难的报道。这种偏向性意味着，同理心会不自觉地放大我们对少数个体的关注，而忽视统计意义上更为庞大但面目模糊的群体苦难，从而扭曲了我们对苦难严重性的客观评估。

其次，同理心可能导致狭隘的部落主义与敌对行为。 研究证实，人们对自己种族、国家或社群成员的痛苦会产生更强烈的共鸣。这种“圈内偏好”虽然源于进化中的亲缘与互助本能，但在现代社会却可能助长排外情绪、种族主义，甚至成为群体间冲突与战争的催化剂。此外，对受害者的强烈同理心，常常会转化为对加害者的愤怒与报复欲望，从而引发非理性的攻击性行为。有证据表明，天生同理心较强的人在目睹不公时，反而可能表现出更强的侵略性。

再者，同理心会蒙蔽我们对长期后果与整体效益的考量。 当情感被眼前个体的悲惨故事所牢牢占据时，我们容易做出能立即缓解该个体痛苦、却可能对更广泛群体产生不利影响，或从长远看效益低下的决策。在慈善捐赠、司法判决、医疗资源分配乃至气候政策等涉及复杂权衡的领域，受单纯同理心驱动的选择，往往并非最公正、最有效或最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选择。

基于这些分析，布伦教授的核心论点是：将同理心作为社会与个人道德的唯一或主要指南是危险且不充分的。他并非主张彻底摒弃同理心——他承认其在促进人际关联与某些利他行为中的价值——而是呼吁以更为理性、审慎的“有效利他主义”思维来对其进行补充与制衡。

“有效利他主义”强调运用证据和理性分析，评估不同行动方案的潜在影响，力求将行善的效益最大化。这意味着在付诸行动时，我们需要超越对具体个体的即时情感反应，转而思考：我的帮助如何才能惠及最多的人？何种方式能产生最深远、最持久的积极影响？资源是否用在了能解决最紧迫问题的刀刃上？

因此，本书的最终旨趣在于倡导一种“用心，更要用脑”的道德实践。它鼓励读者在保有共情能力的同时，培养批判性思考的习惯，认识到同理心的内在缺陷，并在私人善举与公共讨论中，追求更具全局观、更公平、更经得起理性检验的道德判断与政策选择。唯有当我们的道德感既包含情感的温暖，也具备理性的清明时，才有可能构建一个真正更公正、更善良的社会。

关于作者：
保罗‧布伦是耶鲁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教授，其开设的心理学导论课程是该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相关线上开放课程的学习者已逾百万人次。他的学术研究专注于道德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与情感认知，著作曾获美国出版商协会优等奖及美国心理学会伊莲娜‧麦考比奖。布伦教授也是《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纽约客》等知名媒体的撰稿人，擅长以严谨的科学视角探讨深刻的社会与人性议题。其代表作还包括《笛卡尔的宝宝：从儿童发展学解读人性奥秘》与《只是婴儿：善恶的起源》等。

关于译者：
陈岳辰，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现为专业口笔译者与大学兼任讲师，拥有丰富的学术与文学作品翻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