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
共 2 部作品
大宋之变1063-1086：宋由盛转衰的关键真相
# 大宋之变1063-1086：宋由盛转衰的关键真相 **作者**：赵冬梅 **出版年份**：2020年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宋王朝（960-1127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独特而复杂的地位。一方面，其经济文化成就斐然，被部分学者誉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另一方面，其军事上的长期被动与财政困境，又使其背负“积贫积弱”的历史评价。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恰恰反映了北宋中后期政治、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与内在张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在其著作《大宋之变1063-1086》中，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北宋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二十四年——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3年）即位，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赵冬梅教授认为，这段时期是北宋政治由前期相对稳定、士大夫“共治”局面，转向后期激烈竞争、国势渐衰的枢纽阶段，其影响深远，堪称理解北宋历史命运的“大变局”。 本书的叙事主线围绕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的后半生展开。司马光（1019-1086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其政治生涯的起伏与北宋中后期的政坛风云紧密交织。通过司马光的视角与经历，本书系统推演了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更迭过程中，一系列决定国家走向的重大政治事件与思想交锋。 **核心历史事件与议题**包括： 1. **“濮议”之争（1064-1066年）**：宋英宗即位后，围绕其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尊号问题，朝廷爆发了持续多年的激烈论战。这场看似礼仪性质的争论，实质是皇权与士大夫集团、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关于礼法秩序与政治话语权的深刻博弈，暴露并加剧了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 2. **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1069-1085年）**：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导了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全面改革。本书深入分析了变法的背景、主要措施（如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等）、推行过程中的复杂情形，以及其在朝廷内外引发的巨大争议。变法不仅涉及经济、军事政策调整，更深刻地触动了社会结构、利益分配，并引发了关于国家治理根本理念的“新旧党争”。 3. **“元祐更化”（1085-1093年）与司马光的政治实践**：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官员，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本书详细阐述了司马光在此短暂时期内的政治主张与施政努力，即其“相业”，并分析了其政策背后的理想与局限，以及“更化”本身带来的新问题。 本书采用了“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的叙述手法。除了核心人物司马光，还充分展现了韩琦、王安石、苏轼、欧阳修、文彦博、吕惠卿、章惇等众多文人政治家在这一历史大变局中的角色、抉择、抗争与复杂博弈。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具体言行、相互关系和政治主张的刻画，本书再现了北宋士大夫政治在“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荣光与屈辱的交织。 赵冬梅教授凭借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对原始史料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梳理与分析推理。其叙述语言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亦追求典雅流畅，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1063年至1086年间关键人物与事件的深度聚焦，探究“大宋之变”背后的错综因果与历史真相，进而从一个经典案例出发，揭示王朝兴衰、帝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某些深层逻辑与结构性根源。 **补充背景**：北宋士大夫政治以“与士大夫治天下”著称，形成了独特的文官政府与谏议系统。然而，到仁宗后期，国家面临“三元”（元官、元兵、元费）压力，边疆危机（如与西夏的战事）加剧，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王安石变法正是这种压力下的产物，但它所激化的矛盾，却加速了政治共识的瓦解和党争的恶性循环，对北宋后期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大宋之变1063-1086》正是对这一关键转折期进行深度解剖的力作。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撰写的一部历史著作，于2020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本书聚焦于中国帝制时期（大致从秦汉至明清）的历史脉络，核心在于探讨“人”与“制度”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 全书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有机结合的板块：**制度史**、**文化史**以及**史学著作精读**。作者突破了传统制度史叙述中常见的严肃与刻板，力图以更为清晰明快的笔触，引导读者思考制度的变迁逻辑，并审视历代制度设计的成败得失。其核心叙事线索，是从“国家”“群体”与“个体”三个层面，层层递进地剖析制度如何在与不同层级的社会行动者互动中，塑造了历史的进程与个人的命运。 本书的显著特点在于其强烈的人文关怀视角。作者尤为关注具体历史情境下个体的生存状态，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制度如何深刻地影响乃至决定个人的命运？个体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如何应对、选择与自处？人又是否以及如何能对制度进行改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书中通过“入仕”“升迁”“贬谪”“宦游”“服役”等古人生命中的常态境遇作为具体案例，生动展现了制度运作的微观机制。读者可以看到个体在制度直接或间接作用下的颠沛流离，官僚群体与不断更迭的制度之间“相爱相杀”的宦海浮沉，以及士人、庶民等广大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集体起落。 通过这种“从制度看人，从人看制度”的双向透视，制度变迁的前因后果变得更为具象和可感。这种将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个体命运紧密结合的写法，在现有的通俗历史著作中颇具特色。它不仅仅是对制度条文的梳理，更是对制度生命力及其社会效应的深度考察。 此外，书中穿插的“史学著作精读”部分，引导读者直接面对《资治通鉴》等经典史籍的文本，旨在提升读者的历史阅读与分析能力，从一手材料中感知历史的多重面相。这种设计体现了作者将学术思考与大众阅读相结合的用心。 总体而言，《法度与人心》试图在学术严谨性与叙述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它不提供简单的历史答案，而是致力于搭建一个理解历史复杂性的框架，邀请读者一同思考：在漫长的帝制时代，那些有形或无形的“法度”，如何与万千“人心”相互碰撞、彼此塑造，共同编织了中国历史的独特纹理。本书为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历史中人的处境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的阅读视角。